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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通俗教育馆，卢作孚建立了包括自然、历史、农业、工业、卫生、武器、金石各陈列馆的博物馆，开设成人和儿童图书馆，修建公共运动场、动物园、游艺场、音乐演奏室等，并举行各种倡导现代文明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我们随时随地在活动，而我们的活动都在我们所负的使命上。不但专一于所负的使命，而且包围着所负的使命；不但有恒，且有不断的前进；不但有时间都活动，而有活动都紧张；不但使人惊服于我们活动的成绩，尤其是我们活动有精神，因而有深刻的感应，将这静的社会变成动的社会。”（卢作孚：《我们的要求和训练》）通俗教育馆“推行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寓教育于娱乐，内容丰富多彩，日新月异，使整个成都社会均为之轰动，为之迷恋”（吴洪成等著《教育开发西南——卢作孚的事业与思想》，重庆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在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乡村建设试验区，卢作孚培训和率领一批愿意“忘掉自己的一切以创造这一个社会”的青年，将一个土匪出没、民不聊生之地，“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卢作孚：《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影响到四周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都成为灿烂美妙的乐土”（张守广著《卢作孚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3月版）。黄炎培先生1936年到访北碚，亲眼见到卢作孚“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不上几年建设得应有尽有……”不由赞叹：“与其说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黄炎培：《蜀道·蜀游百日记》节录）1948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北碚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陶行知预言：“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陶行知：《在北碚实验区署纪念周大会上的讲演》，《陶行知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其中的重点是东北，一共用了“一个月差三天的时间”。在悉心学习期间，特别是调研日本在东北实行的先进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的同时，卢作孚敏锐地发现了日本军政府的侵华野心。考察结束之后，他将途中所写的《东北游记》广为散发，后正式出版，一共5万余字。他在其《序》中写道：“我们一度游历东北，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作为，才憬然于日本人之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才知所谓东北问题者十分紧迫，国人还懵懵然未知，未谋所以应付之。”“根本有为是需要办法的，是需要整个国家的办法的，是需要深谋远虑，长时间不断的办法的。”
为搜求研究东北问题的资料，卢作孚曾致函张伯苓：“去夏过津参观，得悉贵校有东北研究会之组织，研究中日满蒙问题。迩者东北失陷，深佩吾兄远识。而国人犹纷争离析，曷胜慨叹！”信中还提到：“敝局同人顷亦谨效步趋，作东北各种问题之研究，深苦材料难觅，拟请先将研究所得检赐一份，俾作参考，并祈介绍研究资料，以便购买。此后研究如有疑问，更盼指导。再贵校所出南开校刊，亦盼惠赠全份，借观勋业。”（《卢作孚年谱长编》）在1931年11月首次公开发行的全本《东北游记》附录中，卢作孚开列了近170种有关东北问题的图书目录、编著译者、出版书局和定价备注。研究会的工作吸引了不少民众参与其中，为大后方人民了解东北的形势，提高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野心的警惕，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0年之前，川江航运基本上被外国列强垄断，民营轮船公司弱小分散、势单力薄，危在旦夕。1929年，卢作孚被刘湘政府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用半年时间整理川江航务，禁止军人乘船、打差不付钱买票，减轻了民营轮船的负担。同时依靠民众的爱国热情，禁止外国轮船走私牟利，“开创了自《天津条约》丧失内河航行权以来中国士兵检查外轮的先例。”（凌耀伦：《〈卢作孚文集〉·前言》）去东北考察之前，民生公司只有3艘轮船，东北考察回来之后，卢作孚利用合并、收购、入股、代理等经济办法，整合川江民营航运业，其中最重要的是收购了美商捷江公司的7艘轮船，重庆上下游至宜昌间的轮船十之八九皆已归并于民生公司。（参见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之《运动航业化零为整》）
卢作孚通过1930年的东北考察认识到，“日本人之经营东三省以满铁会社为经济事业的中心，以大连为经济市场的中心，以旅顺为军事政治的中心，用尽全力，继续前进，实在是全中国人应该注意的问题。最要紧的办法是自己起来经营，才能灭杀日本人的野心。”（《东北游记》）东北考察回来后，卢作孚在北碚抓紧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建成和完善了多间工矿企业；创建了中国西部科学院，下设理化、农林、生物、地质研究所；创办了博物馆和兼善中学等。
为了加快峡区的现代科学文化建设，在卢作孚积极倡议推动下，1933年的中国科学社第18次年会于8月中旬在重庆北温泉公园举行。这次年会也是近代学术团体第一次在四川开年会，因此得到重庆军政商学各界的高度重视，卢作孚任年会会长。出席会员有118人，会议期间参观了北碚的地方医院、民众教育馆、嘉陵江日报社、农民银行、中国西部科学院、动物园、博物馆、图书馆、各研究所、公共运动场、三峡工厂等。通过参观，参加年会的代表发现：“北碚本为一小村落，自卢氏经营后，文化发展，市政毕举，实国内一模范村也。”（《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纪事》，《卢作孚年谱长编》）并希望“像卢作孚这样的人多产几个”。（葛绥成《四川之行》（续），《卢作孚年谱长编》）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北碚划为迁建区，有两百多个单位，包括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文化艺术机构等先后涌进了这个花园般的现代城镇。由此，各界专家、学者、作家、科学家共计3000多人，先后落户北碚。北碚的管理者和民众敞开胸怀，克服万难，腾出住房和办公室，热情接纳了一批又一批特殊的“难民”，不仅让他们能够安居，还让他们得以乐业。（参见卢晓蓉：《开发宝藏的先行者》，载《我的祖父卢作孚》，团结出版社2024年7月版）
“本次年会之后，卢作孚和四川实业界又开始积极运动工程学会、经济学会来四川开会、考察，以便解决四川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卢作孚年谱长编》）“还要促起世界上的人都到四川来，或来考察，或来游历。在卢作孚的推动下，各地有关机构都纷纷响应。其中中国工程师学会选派各方面专家组成25人（其中两人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的四川考察团，由湖南大学校长、冶金专家胡庶华任团长，分9个小组，于1934年4-6月对四川进行经济资源考察。这次考察的成果也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把沿海厂矿迁往四川为中心的后方地区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抗战初期负责厂矿内迁具体事务的林继庸说：“关于四川的实业情形，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实业考察团于二十三年所撰的调查报告，曾供给我们以许多宝贵的参考资料。”（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
卢作孚在《中国中心的伟大基地》一文中说：“蒋介石先生于抗日战争开始前两年第一次乘飞机到四川旅行时，曾经对我说：‘一个人只要进入四川的上空，立即就看到了地球外貌的彻底改变。这个广阔的绿色省份最后一定会成为我国抗战的基地。’这一预见已经实现。”1935年底，卢作孚受命出任四川建设厅厅长。他的施政纲领是：一、调查矿产、森林、工商、农业；二、测量水利、农田、荒地等；三、与中央各机关或四川大学或留美回川专家等，合作进行农业试验、蚕桑试验、家畜试验；四、管理科学化、有效调剂丰歉、改进工业等（参见卢作孚《四川建设施政纲领》）。在他的主持下，设立了四川省甘蔗试验场、四川省稻麦试验场，四川省家畜保养所等共计9个农事研究机构。对四川出口生产物品，特别是米粮能大量出口，加强了统制管理，其目的在改良生产方法，提高国际信用。这些措施对提高四川农林牧各业产量，促进有关轻工业的发展，保障战时所需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1年6月2日，卢作孚联合重庆各界人士，促使四川军阀三巨头刘湘、杨森、刘文辉在重庆举行了一个三军长联合会议，旨在结束四川内战，实现川政统一，他还为会议准备了《四川的问题》的小册子。《四川的问题》内容全面触及四川的政治、军事、教育、经济、财政、交通、边务、地方自治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强调解决政治问题需要手腕，尤其需要办法。办法要实施，并有先后秩序。这个会议被重庆各界视为绿色和平会议，为四川消弭军阀混战，实现和平局面并进而统一军政归属中央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他一直被刘湘重用，参与川康（指当时的四川省和西康省）整军。学者张守广指出：“在关乎奠定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后方基地基本条件的1937年川康整军过程中，卢作孚以社会人士和四川建设厅厅长等多重身份始终参与其事，循循善诱，化解矛盾，协助有关方面排除干扰、消除疑虑，对川康整军最终达成圆满结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守广：《卢作孚与川康整军》，王希主编：《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重庆——重庆史研究论文选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
1937年3月18-19日，刘湘派卢作孚与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为代表，偕同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到南京，谒见蒋介石，报告四川军政情况，并请示促进四川“军队国家化、政治统一化”的办法。在此次南京之行中，何应钦还就南京政府与四川省政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关系提出6项办法，经蒋介石批准后，卢作孚抵达成都向刘湘说明，刘湘表示接受。这一重大举措，不仅制止了中央军和地方军的一场恶战，为抗战消除了大后方的战乱之忧，也为川军走上抗战前线立下赫赫战功打下了基础。
1936年7月3日，卢作孚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如何应付当前之国难与敌人》，详细分析了抗战爆发的必然性以及战前战后国家领导人和全国民众应做好哪些工作，其中提到：“应付当前困难之根本策略，仍在国民总动员之运动……最高领袖而应促起全国人共同担负共同行动，如能予全国人以指导，使行动在轨道上，在国家之要求上，则固无须乎防阻也。”著名学者严家炎评述：“读卢作孚先生1936年西安事变前送交蒋介石的意见书《如何应付当前之困难与敌人》，这是一份很了不起的文件，作者全局在胸，站在国家立场上，面对日本随时可能采取的吞噬中国的紧迫形势，要求当政者尽最大努力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各项准备，处理好国际的和国内的，外交的和内政的，军事的和交通的，中央的和地方的，政府的和民间的，经济财政的和文化教育的各方面的关系。全国共同拧成一股绳，采取统一行动，坚持长期抗战，争取国际支持。真是高屋建瓴，而又明察秋毫。后来的事实几乎都按此文预见的那样发展。可见作者之战略眼光何等明确锐利，政策眼光又何等细致周严。读来令人震撼！”
1937年7月，卢作孚奉调中央政府组建经济部门，准备率团赴欧洲考察，正值此时抗战爆发，卢作孚的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他强忍国仇家痛明确表态：“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号召“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并放弃率团赴欧之行，赶赴南京，先后担任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军委会下设水陆运输管理处处长，参与起草中央抗战总动员计划草案，其间又赶回四川，促川军出川参加抗战。1937年9月1日，首批川军14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即分东、西两路开赴前线个师及两个独立旅，由卢作孚集中民生公司所有轮船在两星期内迅速由重庆、万县到宜昌赶运出川，这支部队参加了壮烈的南京保卫战。（《卢作孚年谱长编》）1938年1月，卢作孚临危受命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
此时的民生公司已拥有46艘轮船，早在宜昌大撤退之前，就担负起“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的工厂撤退。民生公司的轮船即以镇江为接运的起点，协助撤退。接着又从南京起，撤退政府的人员和公物，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从芜湖起，撤退金陵兵工厂。从汉口起，撤退所有兵工厂及钢铁厂，第一期运一万二千吨，两个月间完成了。第二期运八万吨，分为两段，集中扬子江上游轮船，担任宜昌重庆间一段，集中扬子江中下游轮船，担任汉口宜昌间一段。这时除这八万吨以外，还有政府的全部，学校的大部，航空委员会航空器材的全部，民间工厂的大部，通通需要内迁，其总量又远在八万吨以上。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卢作孚：《战时运输中最紧张的一幕》）
抗战中，民生公司降低运费“毁家纾难”，只相当于市场价的十分之一左右。有的企业财力紧张，拿不出运费，民生公司就与其协商，将运费转为股金与其合资合作。上海的大鑫钢铁厂与民生公司合资，在重庆建成了渝鑫钢铁厂，即后来的重庆钢铁公司。河南的中福煤矿与民生公司合资，建成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在战时为重庆大后方提供了一半的用煤。中央大学于1937年9月底开始撤迁，11月就在重庆新址正式开学，被誉为抗战时期学校内迁最快速、完整和成功的典范，便得力于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大力协助。
卢作孚于1938年10月23日武汉沦陷前两日飞抵宜昌，在宜昌坐镇指挥，调集了民生公司可用的22艘轮船和租用大量木船，采取了分段运输办法，即把最重要和难以拆卸的物资直接运到重庆，把次要的可以拆卸的物资，先运到川江的其他口岸，再陆续运往重庆。40天内，3万多人员全部运到重庆大后方，物资运完三分之二，两个月内全部运完。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写道，这是“抗战运输中最紧张的一幕”，“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日本军事专家在战败后哀叹：“假定在昭和13年（1938年）攻占武汉作战时，同时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更大了。”（朱复胜主编：《宜昌大撤退图文志》）著名新闻记者徐盈在《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卢作孚》中写道：“没有卢作孚，没有民生公司；没有民生公司，没有这些牺牲，也没有这些创造，也许不能造成战时那些局面。”宜昌大撤退挫败了日军西进的战略部署，被誉为“在中外战争史上只此一例”（中央电视台专题片《记忆》之《卢作孚·1938》，载于崔屹平主编《记忆》，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所引除标注外，均出自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